2021年10月10日，由大连当代艺术馆主办，艺琅国际承办，艺术批评家、策展人廖雯女士策划，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担任学术主持的“山海精艺术聚 —— 纪念刘骁纯，看望于振立”活动，在大连大黑山于振立工作室举办。

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廖雯女士说到：刘骁纯先生是为中国当代艺术做过重大贡献的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先生去世将近两年，这是第一次纪念活动。

艺术家于振立在大连大黑山独自生活了二十七年，亲手打造出如此独特的艺术奇观，举世无双，这也是第一次有策划、有规模的邀请文化艺术名人上山看望于振立。

于振立工作室外景

30余位著名文化艺术界嘉宾参与了本次活动，他们既有很多熟悉刘骁纯先生和于振立先生的艺术界前辈，还有哲学界人士热情参与。参与本次活动的嘉宾主要有(按姓氏拼音排序）：哲学家陈嘉映，艺术批评家陈孝信，艺术家成卓，艺术批评家贾方舟，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艺术批评家廖雯，艺术家刘可，哲学家刘晓力，哲学家梅剑华，大连当代艺术馆创始人商成光，艺术家尚扬，艺术批评家陶咏白，艺术批评家王林，艺术批评家吴鸿，艺术管理人谢蓉，艺术家杨千，艺术家于振立，当代艺术摄影批评家袁园，艺术家展望等。

嘉宾们首先参观了艺术家于振立位于大黑山的艺术工作室和部分作品，然后开始以“山海精艺术聚 —— 纪念刘骁纯，看望于振立”为题的座谈。

座谈会现场

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和主持，廖雯女士讲到：这次活动于我而言，与其说是策划，不如说是带着感情完个心意。刘骁纯先生是我的老领导（1987-89我在《中国美术报》工作时期），对我多有庇护和支持，刘骁纯先生也是老一代最有风骨和独立思想的史论家，我现在满是敬意。

于振立先生是我的老朋友（1996年相识），自从我2004年第一次上山看他，之后我来过不下十次，山上的东西日渐多，于振立也日渐苍老，敬佩他的执着，也心酸他的处境。商成光先生因刘骁纯和于振立与艺术结缘，与我们相识，多年来每每谈及他对艺术的热爱都是掏心掏肺的感情，这种真挚也让我感动。这次活动策划，我把我的心意和感情都完善了。

栗宪庭：与在座的各位比，我跟骁纯认识比较早，1974年，那时候美院被要求到户县去向农民画学习。到了户县，骁纯曾经给我们上过课，所以说骁纯是我的老师。

更重要的是整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骁纯先生请我到《中国美术报》任职，期间我们有过各种合作，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骁纯先生跟我亦师亦友，也是在我人生重要转折关头的贵人。

尚扬：刘骁纯的学问、人品以及实践和作为，深刻影响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特别是他作为双主编之一的《中国美术报》，对推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于振立是中国艺术圈里边很特殊的人物，他不停地前进，也不停地否定自己。我一想到振立，就是抽烟、喝酒、熬夜、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振立是一个至情的汉子，我跟他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昏天黑地！我想念振立。

陈嘉映：于振立爱读书，我也爱读书，所以我们还是蛮谈得来。但是真正到这里来，看到他营造的这些房子、他的生活，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但只有于振立过上了，而且一过就过了27年。我们这个时代说好听一点是国际化，说的不好听一点是无根，他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应答，因为他就是有他的一座山，他在这里看到世界一年一年的变化，对照世界一年一年的变化。

贾方舟： 我想强调刘骁纯理论上的贡献，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刘骁纯对中国当代艺术理论的贡献是极其重要，而且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今天没法展开。我特别赞赏"山海精"这个主题，“山海精”实际上是一个“情感链”，是以刘骁纯为轴心展开的一系列情感链条：刘骁纯和于振立是一条，商总与刘骁纯是一条，昨天晚上晚宴商总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要流泪，可见他们这种情感有多么深。第三条情感链就是刘骁纯和众多批评家的情感链。我认为刘骁纯在理论上的建树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同时他和众多批评家之间建立的情感也是值得大书一笔。1991年刘骁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的悲壮，我在文章里引用了他这大段话。

于振立是一个无法归类的艺术个案，他是一个特立独行、天马行空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坐落在大地上，但不属于大地艺术；他的艺术是一个持续20多年的行为过程，但也不宜归类于行为艺术，他的艺术是以建筑的方式呈现，但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艺术，当然更不属于公共艺术，因为他所建构的是一个私人空间。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他就是他，一个特别孤立的和独特的个案，这个个案值得我们持续研究。

陶咏白：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美术报》做编辑，知道于振立是东北一个画宣传画的能手，画的又快又多。我曾经参加“八人画展”座谈会，写了篇短评登在美术报上。关于这个展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振立的大画《吃喜酒的女人》，用表现主义手法画—结婚队伍，却没有喜庆色彩，只给人感觉到一行人生活在苦难中坚强的生命意识。此后在这个主题下又有一批在苦难中挣扎的悲怆的灵魂头像，震人心魄。

主编刘骁纯对于振立创作十分关注。很意外，于振立竟用自己的双手，用废品盖了一栋房子，我们都去大连看过，对他的行为非常佩服。我去过两次，房子不断地扩大修改完善。一个画画的人，竟用双手盖起了一幢房，是画家、还是建筑师？这不仅仅是一幢房子，这是艺术品。是一个艺术家变废为宝的行为艺术，乞今难有。

为此，2011年，刘骁纯定名为“社会雕塑与行为艺术”为议题在大连主办了理论茶会。肯定了于振立新的艺术状态和新的概念：于振立造的房子就是他的作品——社会雕塑，展示了他的能量、想法。

于振立的画都比较苦涩，展现了人的生命意识。有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在刘骁纯的帮助下他的画在大连得以展示，并获得商总对其价值的认可，收藏了他很多的画。使于振立步入了正常人的生活，刘骁纯不辞劳苦和心力与商总联手帮助他实现艺术理想，这是件崇高而伟大的事情！

刘晓力：我站在工作室屋顶从更高的视线看，于老师建造的这片园地就像个童话世界。我特别欣赏于老师自己手书的几个字——自然、自由、自在、自赏、自逐，是他精神的写照。他以一己之力，27年时间把大黑山当做他理想的寄托之地，坚守自己的理想。这是他用废弃之物打造的一处精神家园。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我想说三点：

一，理想是有生命的。我认为于老师在建造一种心目中的理想家园，是融自然、天下和自我理想为一体的，27年的建设记录了他理想的生命轨迹。

二，于老师建造的是一个另类的世外桃源，不是我们通常的那种鸟语花香、子孙绕膝、岁月静好式的桃源园。他身上也体现一种另类的仙风道骨，脱离世俗，但是却带着极大的野性颠狂和执着。这个建筑群让我非常受到震撼，它是有形、有物、有色彩、有温度的。

三，于老师把大黑山当做一个媒介、一个通道。一方面这个媒介是向内的，是一条自由自在、自我反省、自我否定和自我放逐的通道。它还是一条向外的通道，跟外部世界对话勾连的渠道。于老师的这个世界是极为广大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一座山，而跟整个大的世界，跟大自然和生活世界连在一起。我非常非常敬佩您。

王林：骁纯先生逝世前提出“写意主义”，后来我和骁纯先生商量，加一个“新”字，使之成为“新写意主义”。这是针对西方新表现主义而言的，新表现主义属于当代艺术范畴，在德国及欧洲以基弗尔作为代表人物。

第一届新写意主义展览，是骁纯先生和我一起做的，当时他身体不太好，开幕式也未能参加 ，很遗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案例。在中国，没有合于历史逻辑包括艺术史、展览史、批评史在内的延续性，也就是说缺少历史变化的根据。我们只有案例，见证现实的案例，而新写意主义系列展正是很好的案例，希望崔正宽美术馆和馆长崔迅先生能够持续地做下去。

张蔷先生（《中国美术报》主要创办人）发自加拿大的信（陈孝信代读）：骁纯兄和我同读美术学院同一个系，本来说是四年制，后来被改为五年制，他被推迟到1966年毕业，就被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去了西安。

后来他考入美术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我们又有了更多的交流，他为人诚实而坦率，学问又扎实，极强的钻研精神。他对《中国美术报》贡献极大极大，群贤办报思想在国内是个创举，团结和发挥了同人们的创意和想象力。他是我的挚友，他的一生在同辈中应属姣姣者，没辜负在这特殊时代里成为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精神独立又思想自由！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陈孝信：我就讲三个关键词：无怨无悔；心甘情愿；继承遗愿。

无怨无悔：当年我执编《江苏画刊》，刘骁纯是我们刊物的主笔之一。在我手里，刊发过他的两篇重磅文章：《大将风度、猛士秉性——潮流中的栗宪庭》、《破坏即创造——人妖同体的现代艺术》。结果惹上了大“麻烦”，让我丢了“饭碗”（被逐出编辑队伍）。直到今天，我都无怨无悔：“饭碗”丢了就丢了吧，但我为当代艺术史留下了两个“亮点”。

心甘情愿：刘骁纯去世以后，我立马计划为他写三篇研究性文章：第一篇——《刘骁纯水墨批评的理论框架》（已于去年发表在《艺术当代》；第二篇——《新时期艺术批评的“知更鸟”与“拓荒者”——刘骁纯》（发表于今年的《美术观察》）；第三篇——《刘骁纯的“案例”批评与策展活动》，正在收集相关资料。以此告慰老友。

继承遗愿：我将继任“新写意主义展”第三回策展人，并努力按刘骁纯的水墨推进思路来策划这一次展览。

朱青生：两件事情要合起来谈，既是为了怀念刘骁纯先生，也是来看望于振立先生。

刘骁纯先生是中国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他对中国当代艺术有一件重要的贡献，是在1986年建造了《中国美术报》、《美术》杂志、中央美院三个基地之间的联盟，促成中国现代艺术学会的筹建，这个学会没有开展学术活动，但却决定并实际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进程。

于振立是刘骁纯推举出来的艺术家，并介绍给了栗宪庭，透过二位的法眼来看待于振立的情况，有多重意义。而我们更着重将他作为标尺，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从改革开放之前的文革作为工具和武器的艺术，突变成个性和精神表达的抽象艺术，再进一步发展成行为和观念艺术，而且变化还在继续。于振立是一个标尺，但标尺并没有结束，需要进行记录、观察和研究。所以我们来看望他，不是仅仅看望于振立这个人，而是看望中国当代艺术的进展与趋向。

展望：我对于振立先生不是很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是被“山海精”这个事给勾了一下，在我脑子里边想到了《山海精》的那些神话，或者是一些怪物，我想象大连山里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事。这事就一直装在我脑子里，中途即使因为疫情被拖延了，也没影响我的这种兴趣。

对刘骁纯先生的追思，让我想到了，我与刘先生之间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交集。我写过一篇论文，参照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刘骁纯先生写的《致广大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于振立老师，第一印象是一个大侠，真正的大侠。他自己盖了这么多的房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给我第一深刻的印象是生态，我也听于先生本人跟我聊了很多，比如说这些垃圾怎么处理、怎么用；

第二是非常随性，一方面是于老师本人随性，另外是他设计的这个环境是随山性，就是随自然之性；

第三个是思考，于老师还非常善于思考，看了很多书，不然写不了20本日记。我觉得生态是非常超前的理念，西方是近10年才讲生态，您20年前就表达生态概念，非常超前。

在生态、随性和思考这三点上，我最想说什么呢？这三点我都做不到，所以我要对前辈表示一个发自内心的敬意。

吴鸿：我对骁纯先生只有尊重，而没有太多像前面发言这些先生们，作为同辈人之间的交往或者一些生活上的趣事。我觉得骁纯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他虽然走了，他的学术思想只能由他的同代批评家来帮他再继续整理延续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悲的事情。

于振立作品

我最近又在重新反思，重新解读于老师的这些作品。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图象系统、符号系统过于强大？我们之前会把于振立作品简单归结为抽象，或者是综合绘画，或者是综合材料。但我觉得谈综合绘画或者综合材料的时候，他的意义还是跟颜料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材料的颜料而已。

我最近想重新去看于振立先生的作品，十几年前，我们都把他视为现代主义阶段的作品，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从材料出发，具有的革命意义。

商成光：首先感恩刘骁纯先生，我运气好，有贵人帮我，使我收藏真正的艺术品和于振立的艺术价值。再一个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感恩。

2011年，我请刘骁纯先生主持“社会雕塑与理论茶会”的活动；2013年，由刘骁纯先生担任学术主持，栗先生担任策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做的“自逐——于振立个展”，感恩两位先生。最后感恩廖雯先生做策划，感恩栗先生做主编，为刘骁纯先生出版一本怀念性质的文集，希望各位给予支持。

于振立：1991年，《江苏画刊》刊登刘先生《破坏即创造》一文，我的1989年的“点划具像”刊出封二，及配文共3幅。1992年末我去信“研究院”求他为我1993年的个展写评论文，刊登在海报上——显然海报上我们两个人的照片，也象征着合作的开始，其“抽离取象”之文，把我认定为“中国抽象油画的代表”。随后，东三省“现代艺术展”我被评为金奖。他率彭德、殷双喜众批评家到我家，让我带其子刘昕能考上四画室。接着邀我去他家，拍了我的肖像，做了对话，后刊登在《美术文献》创刊的封底及数十内页我的抽象画。真正合作第三回则属1994年首届中国油画提名展他的推介，《触摸圣相》5幅观念画作他称“很好”。

2001年初夏，我从南开大学讲座去京，在美术馆偶遇刘先生躬身观看某展，立马带我去了方力钧的晚宴，见过尚扬等数位老友后，随车在刘先生家住下两晚。至2007年我被邀请参加了“中美对应展”，将丑作放在进门首位。也许，我的艺术行为渐被他理解，我倡导的“东方精神”得到文化部美协2005年金奖，他显然是评委之一。

2009年在大连劳动公园的“大棚”个展，他自三亚而至，并在商成光先生的茶聚中大力推介我。2011年他在金石滩主持我的艺术茶话会，栗宪庭等近20位批评家先后到场。2013年他以学术主持在今日美术馆举办我的一生作品展，并编辑了一本围绕我的评论集。

坦荡，深沉，锐见，直接，严谨，宽容，是他日常治学问，畅批评，不苟且，独慧眼，斥滥言，虚静之受之写照。虽是见证我艺术变迁与渐进半个世纪，但每次相见默然语简，尤其不谈身外及艺术，一个眼神则传递着迎答，倒是对我预测胡言感慨一笑。令我敬威并非他是中国首位美术理论博士，《中国美术报》创刊与主编，而是携栗宪庭等众位批评家见证推导的“85思潮”，为当代艺术活跃至今做出了伟大贡献。

刘昕：1993年的时候，我被父亲（刘骁纯）扔到了大连来，交给了于老师，一年的时间改变了我很多方面的思考，对我整个人格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于老师说话可能条理性不是特别清楚，但能够感受到气场非常强大，而且这个影响力非常强大。包括我看老庄也是受到于老师的影响，甚至他的口头禅，我都学了。所以于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影响了我面对社会的态度，我个人理解是这样。

关于我父亲，我一直尝试跳出，从相对较远的距离看。我从他身上感受到最强烈的一点是坚持思考的独立性，而不是人云亦云。他给自己的定义是“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

梅剑华：特别谢谢于振立先生让我们了解上一辈人的生活。我觉得于先生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这里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有他的精神。甚至不用看到于先生，就能够通过他生活的世界理解这个人。

于振立工作室一角

让我们想象一千年之后，也许人类的语言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人类的生命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也许地球的生存形态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千年后的人类，如果再次看到于振立先生的作品，也许会产生理解的巨大困惑。不过，无论如何困难，我们依然能够通过文本或作品探索古人的精神世界。在根本上，艺术家有自己的实践传统，他的作品有着传统所塑造的技能、特征乃至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可“素人艺术家”、“平民艺术家“、“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说法。虽然他们惊鸿一瞥，偶或成就惊人的作品，但他们最终并不能成为真正艺术家。

刘可：我在1995年读本科的时候就看到了于振立老师的作品，今天，重新完整的看到于振立老师的作品。大家可能会把于老师的作品放到西方艺术的脉络中，从革命现实主义到表现主义、抽象主义、最后到后现代，但我觉得不太合适，这其实遮蔽了他作品的生动性，正是因为这种生动成就了他作品的完整性，甚至包括作品里的损坏、流逝，就像是一个生长的东西，一个自我生长的系统。

另外听了前辈们谈80年代的艺术创作与批评，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作为艺术家，作为艺术机构，怎么样在个体创作上面或者在整个这个社会结构上面，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承接好前后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袁园：于振立老师的名字带给我一个启示：“于”在汉语里边是一个介词，介词是关系，跟时间、跟空间、跟事、跟人的关系；“振”带出来的问题是怎么跟时代共振，以什么样的方式共振。“立”，你是对立还是建立？

于老师有一个跟这个时代共振的命运，在他画政治宣传画的时候，我假想他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是一体的，画的就是社会需要的。那个时候的人也信仰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极为甜蜜，非常幸福的。但当那个外部世界坍塌了，内在世界也坍塌的时候，就是一个破碎的事情。

于老师特别敏感：时间上敏感，他比别人更早的看到了那个时间的终结：空间上敏感，别人还觉得这是文明进步的时候，他比别人更早看到了这是废墟。这种敏感是灾难性的。别人在歌舞升平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废墟。意味着你的生活其实是死神伴随着你，废墟如影随形。

我觉得于振立的生命艺术有一种蛮荒的天真。这种天真里蕴含着毁灭创造，但也恰恰是这种毁灭和创造之间的联系，我觉得给我们启示就是，用和世界对立的方式认清这个世界。

这是我对于老师名字的解读。

高鹏：刘骁纯和于振立两位老师让我们这些晚辈更加相信学术和艺术的力量。

刘骁纯先生作为中国艺术理论的重要建构者之一，为中国艺术界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刘骁纯先生如今已驾鹤西去，但是先生求真务实、锐意创新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用独立的学术观点给我们打开看待世界、看待文化、看待艺术的通道。

于振立老师纯粹而执着的艺术追求，不断的给我们鼓励。他的艺术不能简单的用西方现当代艺术风格可以概括的。于振立老师用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艺术践行，让我们更加相信艺术的力量。

杨千：我今天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看到于老师的这些作品，特别感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非常震撼。因为在这之前我知道他的很多宣传画，我小的时候临摹过于老师的画。我记得他那些形象还被收在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工农兵形象选》，里边有于老师的很多宣传画。

于老师的创造精神，对于艺术的热爱，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能量。特别是到山上来了以后，他做的这些装置也好，雕塑也好，或者跟生活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都不能用一个环保的理念来概括，他是在实践“生活就是艺术”的理念。这完全是个人的艺术创作和生活的有机体，是在模糊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界限，于老师好像在打破一种边界。这个精神非常令我们敬佩。

刘骁纯老师当时在《中国美术报》的时候把栗老师招回去，很多四川当时的乡土艺术在美术报上能够刊登，也都跟刘骁纯老师的推动有关系，刘骁纯老师对中国的当代艺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成卓：盼望来看望于振立老师已经很久了，这次终于成行，看到现场还是特别震撼。

首先让我感触很深的是，刘骁纯老师和于振立老师他们独立思考和特立独行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应该保持的一种精神，或者应该重振的一种精神。特别是在今天网络真假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到这里后再次坚定了我的想法。

第二点是于振立老师本身，我觉得他的生活经历、生命特别符合当代艺术的思想逻辑，即不断地打破前人已经成型的东西，不断地否定自己，在否定之上再创新。于老师每个阶段都往前走，不留恋过去的成绩，在山上独居27年，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作品，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我们做艺术的人学习。

刚才我看了于老师的日记，发现他有一个特别敞开，也自我、又赤裸的一个有趣的灵魂！我衷心希望于老师能在未来的创作探索中得大自在。

米诺：我知道于振立是因为看了谢蓉和于老师的一个对谈，于老师说到他一生都在“逃生和重生”，当然对他来讲重生是更重要的。我曾接受谢蓉采访，也提及“放逐和归属”是我生命当中特别重要的事。我想这也许是不同的人对生命本体的精神追求，异曲同工，或者殊途同归。

我比较同意栗宪庭对于振立老师的理解，即他最好的创作就是他的生活，花了漫长的27年，在这个地方好像是给自己建了一个"坟墓"。我在这里突然想到顾城的一首诗——《墓床》：

“我知道永世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着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于振立老师这种生活状态带给我一个思考。也是去年疫情期间，我采访了十几个国家几十位艺术家之后想到的：对于当下，在这个时代，第一你如何与自己共处，第二你如何与时代共处。换句话说，就是个体与时代如何产生共振，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脱节断层，并能充分体现生命价值。

崔迅：刘老师是我的长辈，像我的父亲一样。可能在年轻一代里面我与骁纯先生直接接触是比较多的。2017年我就去找骁纯先生给我们馆策划一个展览，他很快就拿出了“写意主义”这个展览的学术概念，后来王林老师加了一个“新”字，刘老师认为加的很好。“新写意主义”是刘老师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学术概念并积极推动的展览。他提出：

第一，中国当代艺术到今天还能出什么牌来争取国际话语权。
第二，“写意”“表现”同属一种形态，是艺术自立化进程中界域最宽生命力最顽强的艺术形态，他认为是存在中西艺术之间，不是中国独有，也不是西方独有，在当代艺术中尤其如此。
第三，他强调这个展不是一个单纯的水墨画展。
第四，他希望能持续做几届，持续做就会在这里边出一批大将，这是他的心愿。

刘老师在世时，展览已做了两届，我后来与王林、贾方舟、陈孝信等几位老师交流这个展要坚持做下去，以弘扬刘骁纯先生的学术遗产并告慰先生。

殷嫣：开场的时候特别伤感，尤其听栗老师讲完以后，真的有点不能自已。由于年轻时工作原因我有幸目睹了中国批评界策展人话语权最强大的那几年，现在我们的艺术批评其实是整体失语的状态。刘老师他们这一辈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做学问的踏实、勤勉，对后辈的提携，对原则的坚守，以及那种很强的历史使命感都是让我深受触动的。

何鹏：今天到这里来，我觉得非常荣幸，能看到一些前辈、一些老师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意，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时代，大家在一起，有友谊、有亲情，甚至我觉得他们更像战友，我有一些感触和找到一些答案。

我们今天持续在做的，为什么在做，我觉得现在整个的艺术生态里边，真正值得说的东西不多，虽然我们在做当代艺术，我们做一些很精致，自我精致的东西，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支持，需要更多更强大的一个内心和自我，自我的存在这种状态下，更多的是一种独立的精神。

徐翎：刘先生的思想和精神乃至眼光、胸怀，至今未有接钵者，是为遗憾。我以为，刘先生以及他的同代人给后辈留下最大的经验遗产之一，就是仍然还是要回到艺术本体上去做研究，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正是从纷繁的当代创作中敏锐地发现、引导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潮流。所以与当代艺术创作并行，依然是现下艺术批评者的正路。这也是使艺术脉络能够存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于振立老师和刘骁纯先生对话中间出现了两个虚字：荒墟之“墟”与“虚无”之“虚”，私以为这大概是最能形象大黑山这块艺术之地的生长之因的两字了。第一次来，也由此亲身感受到于振立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他在荒墟之中，以艺术家的本能，在虚无中构造出一个独属自己的全新空间。或许他外部的世界坍塌过，但艺术最擅长之事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27年岁月中，他于荒墟之地以酒灌之、读书洗之，以心神形之，以时间磨之，才将胸中块垒化为当下诸般景致，有物之相，有自然之气，有人之神。而虚无之相并未完成，它仍在生长。

因此，于振立的艺术可成为一个具有标本价值的艺术家，会在当代史上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记，这是我觉得我们回到他的艺术去看可以获得的认识和意义。

葛秀支：在北大历史系老师的几位老师共识当中，上世纪80年代，当代艺术的贡献和价值远远大于文学和其他研究所做的贡献和价值。而85新潮美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无论是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刘骁纯老师作为批评家群体的代表，有必要研究他的价值。我们原计划在在刘骁纯老师去世之前做他的档案，结果没有赶上。

在贾老关于写刘骁纯的文章之中，最后引用了刘骁纯老师给他写的一封信：

我想会有一天，中国一批理论家对中国一批艺术家的阐释——以强有力的、可以与西方对话的，用东方的现代理论阐释的东方的现代艺术——让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世界级大师。但要迎接这一天，必有一批踏着血迹前行的牺牲者，我们不能不总是停下需要倾毕生精力投入的研究，去和旧教派贵族们进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较量。我们对非学术较量不在行，难免遭受很大损失；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水平也自然要收到严重局限。看来没有别的选择，一代又一代的赤子，用他们的血肉堆积成学术与非学术错杂而又躁乱的土丘，是填平峡谷铸起金字塔的唯一可行的过程。

于振立工作室一角

今天第一次见到于振立老师的画，他的书架上很多都是现代艺术的小册子，我翻了其中一本，于老师写的批注：东方艺术、回到东方。刘骁纯老师是用东方的理论阐释东方艺术，而于振立老师作为一个实践者来做他的东方的艺术。

李惠昌：先从和刘骁纯先生相识讲起，我在1996年画了一批画，刘骁纯先生看后，写了批评文章并在江苏画刊发表，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是刘先生在自己学术体系上的书写，这对我是一种激励。刘先生在二十多年里给了我很多帮助，在艺术上是我的知音，是我的恩人。刘骁纯先生是一个学者型理论家，他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立场。他不断地质疑“艺术本身，也质疑反艺术本身”在他的理论维度中，显然不同于西方的标准，他的批评也不是固化的，是一种主动的提出构想与理论阐释，也是与实践艺术家进行互动性或提示某种前瞻性，而且是启示性的，现当代水墨艺术近四十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批评界，刘骁纯先生被公认为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标准将会成为构建现当代水墨标准的理论来源。

于振立老师是我们辽宁的骄傲，这次来看到他的作品，我非常震惊！他的作品从几个角度都具有当代性。比如说他作品的延伸性、精神上的多指向性，于振立的作品不好归为一类，他的指向存在多种含义。实际上对他来讲很简单，他是个随性的、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很高级的、好玩的艺术家。最后感谢商总，感谢栗老师、廖老师、于老师！

于振立部分作品

欢迎哥哥姐姐下乡来 招贴水粉 1974年

庆功大会 水粉 1977年

吃喜酒的女人 油画 1989年

《生命系列》之三 油画 1988年

生日手记系列 综合材料 1990年

销魂-1号 综合材料 2020年

刘骁纯

刘骁纯（1941—2020年）著名艺术批评家、艺术理论家。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81年、1985年先后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美术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美术》编辑，《中国美术报》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振立

于振立，1949年3月2日生于大连金州。1968年毕业大连师范学校,后就读中央美院油画研修班。

于振立20世纪70年代就以“革命宣传画”蜚声中国,他那些“高大全”、“红光亮”的风格,影响了当时中国宣传画的画风。随着文革的结束,他创作的《彭总故乡行诗意》、《国殇》,因其现实性、探索性，一度成为伤痕和乡土美术的先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振立率先展开对于西方现代艺术的系统性研习，最终落脚在综合材料、以及表现主义语言的集中实验，并在抽象绘画领域展开大量的创作实践，最终探索了特有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国抽象艺术发展中重要的转换者,在世界抽象领域确立了独立的精神指向。代表作品如《吃喜酒的女人们》、《点画具象》系列、《生日手记》系列、《绽放》系列。

先后参与“啊,东北”,“北京·大连青年油画展”，“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先前筹划，组织并参加“八人油画展”。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绘画展。参加首届油画家提名展,参加首届上海双年展,广州首届中国三年展,中美对应展及各种出国展，新写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名家邀请展。举办工作室开放展,三次举办影像艺术展,九次举办大连“8+1”展。2013年在今日美术馆由栗宪庭策划《自逐个展》,2015年在“艺术国际”举办《2014年手迹展》，2018年以及2020年连续两届参加“新写意主义”名家邀请展。

于振立于1994年12月26日,搬迁至大连金州大黑山, 以营建工作室的名义进行“社会交往”，以及“行为艺术”实践，同时用旧城拆除废品,空瓶子在工作室完成大量的装置艺术、观念艺术。数年来，国际国内专家数度前往探访。